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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和三年（公元前90年），时年55岁的太史公，在写完名篇《报任安书》之后，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历史跟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：
司马迁花了一辈子心血著就《史记》这部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，为后人揭开了上古3000余年的历史疑云；
同时，他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或许永远解不开的谜团：
太史公的人生结局，究竟是如何落幕的呢？
《史记》里面肯定没有，但可疑的是，《汉书》里同样是一个字没有！
要知道，班固可是把《报任安书》的全文一个字不落的都附上了！
史书惜墨如金的理由，肯定不成立！
是班固不知道吗？
也不可能！
因为《汉书》的成书年代，上距司马迁的主要活动年限，也仅仅才过去了一百多年；
虽然，在这期间经历过两汉之际的激烈动荡，但以班固对司马迁的崇高敬仰之情，以司马迁本人作为史家第一人所自带的泼天流量......
班固一定会打破砂锅，追问到底。
那就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：
司马迁的死因，班固或许是知道的，但是他不敢写......
老王能得出这个结论，绝非信口开河，而能够解决这一切谜团的钥匙，正是《报任安书》。
02
任安的其人其事，司马迁记载的很少。
有人说，不对，司马迁给他的两位好友：任安、田仁都走了后门，单独开了一章《史记·田叔列传》。
但其实《田叔列传》并不是司马迁本人所作。
写这篇东西的，是汉成帝时人，名叫褚少孙。
褚少孙曾对《史记》进行了一版补写，任安在他的笔下，才变得鲜活起来。
（《田叔列传》的版权归于褚少孙毫无疑问，因为这篇东西的抬头有四个字：褚先生曰。）
任安是苦孩子出身，做梦都想改善生活，学有所成之后，就迫不及待的离开了家乡荥阳，跑到长安，当京漂等机会。
为了能够迅速翻身成功，他还找关系把自己的户籍迁到了长安旁边的武功县。（大概西汉时期，人们就有了地域歧视的说法？）
在官场摸爬滚打近十年，任安终于得偿所愿，成为了一名县太爷。
这下生活无忧了，但离青史留名还差得远，所以老天爷故意给他设置了一道关卡：
汉武帝出巡，路过任安的辖区，因嫌弃当地上贡的东西不好，直接下诏把他给免了。
得，一撸到底，白玩儿。
任安当然不甘心，又跑到大将军卫青的幕府里干喂马的脏活儿，而且专爱养别人避之不及的那种爱咬人的恶马（风险与机遇并存）。
虽然任安的业务水平很强，但他从来不给卫青的管家送好处，因此混了几年还是没混出来。
当任安哀叹自己怀才不遇，恐怕一辈子沉沦下僚时，命运之神又给他打开了一扇窗：
有一次，刘彻让卫青推荐自己的门客，接受朝廷任命，出来当官。
（两汉传统，参照诸葛亮《出师表》“宫中府中，俱为一体”，日常上班打两次卡。）
卫青呢，连续推荐了好几批，刘彻都不满意，甚至大骂这些人是草包。
（事后想来，这也许是卫青的自保之道，要是大将军幕府人才济济，刘彻恐怕更会犯嘀咕。）
负责在中间跑腿传话的使者赵禹坐不住了，刘彻不会拿卫青怎么样，但是极有可能把气都撒到自己身上啊。
就急忙跑到卫青家里亲自面试，最终，赵禹发现了任安，把他带到刘彻跟前。
一番考校下来，刘彻大喜，直接让任安去北军（掌控整个长安的防务）军营报到。
至此，任安一飞冲天。
03
任安在北军系统里一混就是十几年，期间平步青云，甚至还当上了一把手。
不料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，刮的所有人抬不起头来——
征和二年（前91年），巫蛊之祸爆发。
这档子事的起因很无厘头：
纯粹是因为时年67岁的刘彻做了个恶梦，梦见成千上万的木偶人手持木棍，劈头盖脸的向他打来。
醒来的刘彻越琢磨感到越不对劲：该不是有人要向朕下黑手吧？
于是派出水衡都尉江充、按道侯韩说、御史章赣和小黄门苏文组成联合调查组，调查“幕后黑手”。
江充和太子刘据素有仇隙，正好公报私仇，他打着调查的幌子，先把卫子夫所在的未央宫和刘据的博望苑翻了个底朝天，又派人偷偷把小木偶人埋在未央宫的宫墙下面，再在第二次搜查的时候挖出来。
绕这么大的圈子，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。
他想干嘛？
自然是给刘彻换掉太子提供理论炮弹。
有了江充的“重点照顾”，丞相公孙贺、太仆公孙敬声、卫子夫的姐姐卫孺、女儿诸邑公主和卫青的长子卫伉，通通卷进了巫蛊案。
太子党的核心成员一扫而空，卫氏的政治盟友损失殆尽。
刘据被迫进行了防守反击，借用皇后玺印征发长乐宫的卫兵，同时打开武库，向群众分发武器。
虽然干掉了江充，但由于内外消息不通，刘彻认定刘据谋反，令丞相刘屈氂率兵平乱。
刘据兵力不支，只能再派使者前往北军大营，以太子符节为证，命任安出兵抗击刘屈氂。
任安接受了符节，但却没有出兵的意思。
站在任安的角度上来看，刘彻、刘据父子俩他一个都得罪不起。
不出兵吧？
符节是真的，万一日后刘据把误会解释清楚了，任安要倒霉；
出兵吧？
那边刘彻已经下诏“平叛”，如果任安此时有动作，那就是协助叛逆啊，立马就会大祸临头。
所以，任安选择了观望，先看看形势再做打算。
应该说，任安这通操作没毛病，皇帝陛下的命令没到之前，我的职责就是管好北军，别的一概不参与。
可后续形势的发展超乎任何人的想象，没有北军的帮忙，刘据仅坚持了不到5天便失败了，并在湖县的泉鸠里自杀身亡。
事大了！
虽然，说到底，真正逼死刘据的，是多疑的刘彻，但这口大锅，刘彻是不可能认账的，那就必须甩出去。
任安成了倒霉鬼之一，被押入大牢。
至于他的具体罪名？
那太简单了，张口就来：“墙头草！居然想两边下注！这种怀有二心的小人，死晚了啊！”
（《史记·田叔列传》载：
是时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，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，召任安，与节令发兵。安拜受节，入，闭门不出。武帝曰：“是老吏也，见兵事起，欲坐观成败，见胜者欲合从之，有两心。”）
04
眼看性命不保，任安向司马迁发出了求救信。
此时的司马迁升任中书令，属于刘彻近臣，如果他同意出面捞人，任安大概率会捡回一条小命。
且司马迁之前就是因为声援李陵，惨遭宫刑，而李陵从严格意义上来说，并不算是司马迁的挚友。
至少，两个当事人都没有直接承认过于对方有什么超乎寻常的友谊。
从任安的角度来说，既然不能算好朋友的李陵，司马迁都下死力去捞了，那自己这点儿事，司马迁当然也会出面力保。
可令人跌破眼镜的是，司马迁在回信中却明确拒绝了任安。
他表示，自己“身残处秽”，而任安所求之事又太过敏感，如果再贸然进谏，恐怕又会惹祸上身，到时候不但人捞不出来，自己还得二进宫。
所以，兄弟我实在是无能为力，你只能自求多福了。
（“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，再拜言少卿足下：
曩者辱赐书，教以慎于接物，推贤进士为务，意气勤勤恳恳。若望仆不相师，而用流俗人之言。仆非敢如此也。
仆虽罢驽，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。顾自以为身残处秽，动而见尤，欲益反损，是以独郁悒而无谁语。
......今少卿抱不测之罪，涉旬月，迫季冬，仆又薄从上雍，恐卒然不可为讳，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晓左右，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。”）
能让司马迁一怂到底，不敢发声的原因，自然是因为他经历了“李陵事件”。
但最大的疑点在于：假如司马迁仅仅是替李陵辩护这一档子事儿，又怎么会直接招来宫刑之灾？
刘彻如此不留情面，本身就十分诡异。
毕竟司马迁下狱时，李陵投降的事儿还没有实锤，况且也不是单单仅有司马迁一人为李陵求情。
当时苏武也站出来说话了，苏武为啥就没事儿？
所以，替李陵辩护，其实没啥大不了的。
最要命的问题在于，司马迁当时犯了文人病：捧一踩一。
这个原因，后来司马迁也反思过了，《报任安书》里的原话是：“明主不晓，以为仆沮贰师，而为李陵游说。”
啥意思呢？
司马迁说，李陵深陷沙漠，手下五千士卒千人死战数十天，杀敌数万，就算投降，肯定也是有苦衷的；
而前番李广利率数十万人远征大宛，几乎全军覆没，陛下却封赏了他海西侯爵位，难道不滑稽吗？
就这一句话，朝堂上立马炸了锅。
李广利什么人？贰师将军，刘彻晚年的军方第一人，丞相刘屈氂的亲家，昌邑王刘髆（刘贺的老爹）的舅舅。
往大了说，刘彻或许希望，李广利成长为“卫青第二”。
但李广利在成长的道路上长歪了，他是一门心思的想把外甥刘髆扶上太子位，巫蛊之祸的幕后黑手之一就是他，刘屈氂更是直接执行者，把刘据都给逼死了。
司马迁得罪李广利，自然会招致疯狂报复，被迫害施以宫刑也就不足为奇。
至于不救任安，也是因为任安曾是卫青门客的关系。
巫蛊之祸，卫氏一党被彻底清扫出朝廷，在李广利、刘屈氂的淫威下，如果司马迁再次触怒他们，必定小命难保。
为了《史记》考虑，司马迁不敢再冒险。
05
但司马迁最终还是没能逃过一劫，还是被刘彻给弄死了。
据东汉史学家卫宏的观点，导致司马迁被杀的主要原因有二：
1、他写的《景帝本纪》、《武帝本纪》两篇内容，丝毫没给刘彻留面子，里面记录了刘启、刘彻两朝大量的“负面新闻”，刘彻当然不能容忍，把这两篇竹简直接烧了了账；
卫宏《汉书·旧仪注》载：
“司马迁作《景帝本纪》，极言其短及武帝过，武帝怒而削去之。后坐举李陵，陵降匈奴，故下迁蚕室。既有怨言，下狱死。”
2、 遭受宫刑之后，司马迁难免会心生怨望，这个时候，只要某些有心人留心搜集，把柄一抓一大把。
甚至可以说，《报任安书》本身就是一篇怨气冲天的文章。
看看司马迁举的这些例子吧：
西伯，伯也，拘于羑里；李斯，相也，具于五刑；淮阴，王也，受械于陈；彭越、张敖，南面称孤，系狱抵罪；绛侯诛诸吕，权倾五伯，囚于请室；魏其，大将也，衣赭衣，关三木；季布为朱家钳奴； 灌夫受辱于居室。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，声闻邻国，及罪至罔加，不能引决自裁，在尘埃之中。古今一体，安在其不辱也。
虽字字带血，句句刺骨，但在刘彻看来，留着司马迁，自己的“一世英名”会不会让这小子给“彻底玷污”？
就连看过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后的汉明帝刘庄，都觉得司马迁实在当不得忠臣义士。
“司马迁著书，成一家之言，扬名后世。至以身陷刑之故，反微文刺讥，贬损当世，非谊士也。”
得到如此评价，司马迁的下场有多凄惨，可想而知。
06
更为悲惨的是，《史记》一书得以面世，也是前途多舛，一波三折。
因为巫蛊之祸的罹难者直到汉宣帝时期才被彻底平反，所以《史记》一直是由弘农杨氏家族（司马迁的亲家）代为保管。
后来，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将书稿献出，但《史记》并没有经历大规模的传抄，而是藏于皇家天禄阁。
这样做，并不是西汉朝廷重视书稿，而是当权者觉得书里内容犯了忌讳，要严格控制传播。
建始五年（前28年），东平王刘宇入朝觐见，上疏请求得到诸子书以及《史记》。
大将军王凤（王莽的叔叔）认为：“《太史公书》里载有战国纵横权术，又有汉初夺天下的奇策，其他各类地形阨塞，都不是诸侯王能学的，千万不能给！
后来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。
东汉时期，《史记》遭到大规模删改，《后汉书·杨终传》载：杨终曾“受诏删《太史公书》为十余万言”。
也就是说，原本52万字的《史记》被杨终删掉四十多万字！
杨终的“史记节本”散佚于东汉末期，我们现在看到的《史记》是后面历朝历代的史学家，从各类书籍中摘出增订的。
可笑的是，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里已然明确史记共52万字，但如今的《史记》中华书局点校本，正文却有55万五千余字...
这三万多字的水，又是咋灌的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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